杨大伟（浙江传媒学院教授）

　　早在20世纪二、三十年代，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、经济学家、民间团体等为了解决当时农村落后的情况，发起了一场“乡村建设运动”，其中坚持时间最长，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，他们两人主要从教育入手进行乡村改造。然而，晏阳初把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结合起来的做法虽然初期有效，但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实质问题；而梁漱溟加入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，是通过培养乡村建设人员，组织理想农村新构造的方式，也因种种原因不告而终。

　　当前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。这不但造成了城市人口的饱和，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乡村发展。同时，为了挽救没落的乡村所展开的一系列的乡村重建计划，建造模式整齐划一，忽视了乡村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让乡村文化建设得到长足发展。

　　关于艺术家对于乡村的关注，实际上比“艺术介入乡村”这个提法更早。中国的艺术介入乡村极具特点，相关案例包括“碧山计划”“许村计划”“乌镇国际艺术邀请展”等。但艺术介入乡村大多停留在起步阶段，建设效果仍有待观察；同时，我们不得不思考，这种实践会不会让乡村再次成为文化艺术消费的对象。比如“碧山计划”，村民按策划者的要求穿着由现代人设计的草裙跳舞，举办艺术展览，当代农村纪录片进入碧山乡播放等。但是这场由艺术家、媒体人等策划的娱乐狂欢过后，能留下什么是很关键的问题。地方政府支持这样的文化活动，无非是看重经济效益，依托文化名片发展当地旅游。但如果只有产业消费，没有真正将乡土自身问题在实践中逐一思考解决，热闹之后只能剩下乡村的冷清。

　　针对艺术介入乡村而言，复兴当地的乡村精神、乡村文化才是最重要的目标。乡村自身的隐性精神是乡村发展原初的动力，艺术家创作的母题应该是乡村独特的精神内涵，通过内在情感的渗透，引起共鸣，帮助人们寻找记忆深处的那份精神。具体实践过程中，采用何种艺术形式显得尤为重要，只有合理的介入方式才有可能激发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参与，艺术才能真正融入乡村，成为乡村精神的代名词。与传统独立个体的艺术创作相比，乡村艺术更加强调公众性的参与融合以及地域性文化的隐喻解说。

　　比如，21世纪以来，日本当代艺术日益重视艺术家、作品场所与观者之间的相互关系。在濑户内海艺术节中，艺术作品和社会、自然、环境越来越紧密契合，促使当代艺术的公共性转化。不同于传统户外艺术展，濑户内海的艺术作品不再一次性地随展览结束而被拆除，已然转变为当地公共事业、公共艺术景观的一部分。散落诸岛的艺术作品和特定的空间相结合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语境，且不能被复制到别的美术馆中。其中，艺术家受到企业集团的邀请进行创作，且创作又以乡村为背景、思考如何让村民参与创作，最后再用艺术作品去吸引游客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艺术家本身并没有主导大规模的物质空间更新，而是创造艺术作品，使之成为新的吸引点，并促使文化艺术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，催生出了众多新型产品和服务。艺术家实际上成为联系各个治理主体的纽带，并改变了乡村建设中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的单向流动，缔结了网络式的结构基础。

　　对于艺术介入乡村这一概念，很多学者都谈到了双重性，一是侧重由传统建筑的围合概念所形成的空间，强调显性的物质形态，是关于实体形式的空间表达。二是侧重在固有的认识模式上通过人的精神活动，在观念中构想出来，这个过程是对乡村内质感受的体验与反思。

　　艺术介入乡村的过程是艺术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，艺术应该强调提升观者生活方式的可能性。只有这样，艺术的介入才能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艺术介入乡村不是视觉表象的粉饰，而是与场地的深层文化结构相关联，探寻塑造乡村特有的场所精神，呈现自内而外的有机文化生态。

　　来源：美术报